今年奥斯卡获奖电影《可怜的东西》在国内外观众中的关注点和口碑呈现出了不同的面向。如果先搁置女性主义话题上的是与非，影片在更深层次上对科技发展中人性丧失、道德崩溃与人类成长的探讨可能才是《可怜的东西》背后的秘密。
《可怜的东西》剧照。
撰文｜刘诗雨
不仅局限于“女性主义”
由美国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艾玛·斯通主演的电影《可怜的东西》在2024年的奥斯卡奖项中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斩获了最佳女主角的奖项，而且还收获了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以及其他多项提名。《可怜的东西》在美国IMDb上评分为7.9，是今年奥斯卡获奖作品中仅次于《奥本海默》的高分电影，而在国内，虽说不同观众对于电影内容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也斩获了7.0的豆瓣评分，足以证明其电影超高质量。
在美国，人们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基本上都是非常积极的。对于电影中演员的演技、拍摄的手法、色彩的运用、镜头呈现的方式等，即使是在评分较低的评论中也都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褒奖。而对于其所埋下的悬念、整个故事所要表现的深意，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评分较高的美国观众几乎都是看到了其简单故事表面下所隐藏的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核，看到了故事设定的背景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讽刺，以及通过贝拉的视角所展现的关于人的身份、自由、爱情等更深层次的内容。他们认为贝拉不仅仅是女人，也是广大人类的一员，她随着故事的发展而不断学习与成长，从而逐渐地认识了社会、找到了自我。相反，很多低分评价则是更多地聚焦于电影对于色情画面的呈现上，这些观众似乎认为其出现得过于频繁与简单了，也找不到其存在的意义，同时并不认为这是人类成长的必经之路，更不认同这是人类获得掌握自身权利的合理方式，他们甚至指出了电影缺乏深度以及真实性的问题，直呼观众才是“可怜的东西”。
《可怜的东西》剧照。
而在中国，观众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可怜的东西》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首先，他们将焦点聚焦在了男性导演执导女性题材是否能表现出真正的女性主义这一问题上，认为影片中的贝拉只不过表达了男性心目中的性幻想，而众多色情画面更是加重了他们对于电影的误读。除此之外，大多数低分影评还认为女性主义绝不完完全全地等同于性解放，更何况影片所呈现的只是男权框架下的性解放，再加上贝拉多次关键的成长转折几乎都是由男性角色带来的，都使得很多女性主义者或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中国观众心生愤懑。而谈到女性主义，观众总是不禁将其与同样入围奥斯卡并在女性主义方面大有作为的热门电影《芭比》比较一番，得出奥斯卡不过是披着资本的皮，只喜欢激烈表皮下的腐朽内核罢了的结论。然而，很多高分影评者对此类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很多观众只看到了电影的表面，而没有看见电影在暴露女性身体的同时也暴露了男性的丑陋，从而解构了两性权利关系的深层事实。
《芭比》剧照。
不同国家的观众对《可怜的东西》评价上的差异可见一斑，这或许与国家舆论、文化以及电影产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美国，由于电影呈现的手法普遍新颖与多样化，也拥有较多内涵丰富的电影，不论是高分影评还是低分影评，美国大众都关注到了电影独特的色彩运用、镜头呈现，也都渴望发现电影表面下的内核，尽管观点不尽相同。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电影评价，无一不将关注点放在女性主义或是两性关系上面，这似乎与舆论现状有很大关系。只要是与女性有关的电影、甚至一切文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女性主义思想的审判。
而在笔者看来，这部电影所要表现的内容绝不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而是在故事逐层展开、悬念逐步揭开的过程中，展现众多值得人们共同深思的问题。
